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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12月26日电 题：一名组织部长的生命答卷——追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朱治国
新华社记者王大千
没留下一句遗言，朱治国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礼拜六上午，准备去加班的他还没走到门口，一阵心绞痛袭来。他扶墙跌倒，正在通话中的手机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来，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朱治国（左二）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抗灾救灾一线慰问党员干部群众（2019年2月摄）。新华社发
这是青海西宁最好的季节，43岁的朱治国却在母亲和儿子的哭声中撒手诀别。
亲友流着泪将他和妻子屈敏的遗像摆在一起；微信上，人们点开红框带党徽的水墨青竹头像，留言“一路走好”，用蜡烛、祈祷、流泪的表情表达哀思；与朱治国有过联系的人，截屏保留通话记录和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借以凭吊；农村牧区许多基层干部红了眼眶连连摇头，不愿接受再也不见的噩耗。
22年工龄，25年党龄，去世时，朱治国的职务是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
人们回忆他，个头不高，走路带风，天生一张娃娃脸，谁看到都感到很亲切。
选择：把根深深扎入基层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南通西藏，西出新疆，是甘青新藏四省区交汇的中心地带，地广人稀，气候寒旱。
朱治国出生在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乡（现郭勒木德镇）政府科员。
21岁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没有留恋城市，通过考录后服从组织分配，到距离西宁市800公里以外的戈壁乡镇工作。风沙大，交通不便，吃住条件艰苦，对城里来的大学生是不小的考验。但当时的领导和同事对朱治国一致评价：不挑活儿，入户填表、农田调研、写简报、接待群众，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毫无怨言。
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师兄赵超知道，朱治国爱家乡爱工作，他是打心眼里愿意这么做。
大学时朱治国就学习好，有定力，参加辩论赛等活动总拿奖，帮同学打水、借书、辅导作业，课堂笔记更是全班传抄的“样板”。虽积极做事，生活却简朴，常穿一件深色运动外套，家在西宁也常和同学一起吃食堂，住集体宿舍。
“相处久了才懂得，是优良家风熏陶了他。”赵超说，毕业后去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母亲为了照顾瘫痪的奶奶提前退休回西宁，守在家里洗尿布好几年。
了解朱治国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心里藏着感恩的人。年少时父亲工作在外，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得到过不少周围人的照顾。一工作就跟农民和乡村干部打交道，他深知基层不易。因此，始终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公仆标准要求自己。
最初的历练映照最后的坚守。朱治国一直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他历任格尔木市委组织部科员、郭勒木德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处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等职务，在每个岗位都立足实际，担当务实。
一张被标记了很多村名的地图见证了朱治国“到基层去，多走多听”的承诺。同事们说，他立志走完青海所有的村庄。从基层党建考核到干部考察，从村“两委”报酬调整调研到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从基层换届选举到党员教育培训，只要下乡，他都翻出地图勾画标记，“全省4149个村庄，已走完一大半”。
朱治国（左）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慰问生活困难党员（2019年1月摄）。新华社发
实干：让村、社区干部有干头、有盼头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措周乡俄什加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让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将通过论文答辩取得本科学历。44岁的他出生在偏远牧区村落，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虽靠吃苦奋斗成为致富带头人，但文化水平低成为他学习新技术的“拦路虎”。
在青海省广阔的农村牧区，让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让这样的村“两委”干部迈进校门、获得学历，成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带头人，是朱治国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层党建，又分管党员教育，朱治国发现，青海4149个村32000多名“两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2%，工作中“有想法、没办法”“有力气、没技术”的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此，朱治国展开深入调研，联合青海开放大学、市州电大骨干教学力量赴湖南“取经”，科学规划专业和课程，还制定激励报名的有效办法。他说，乡村振兴，基层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个月，系列方案和办学规划上报省委。2019年秋天，青海“党支部书记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创新实施。
为鼓励报名，青海规定村和社区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学费由州市县区组织部承担80%，学员个人承担20%，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
不到三年，青海培训基层干部35.29万人次，3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此项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鉴。
在青海开放大学，农牧民学员们说得最多的，除了学习和学历，还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间连续两次提高村、社区干部年度报酬。
这是朱治国在担任组织二处处长期间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层反映待遇低严重影响脱贫发展和组织建设的情况，朱治国马上带队开展深度调研。
现任组织二处处长苏延虎对其中过程再熟悉不过。他说，本着“再难也要把事情办好”的劲头，朱治国组织大家迅速分组下乡，寒冬缺氧季驱车几千公里来往于数百个村社察实情、听心声。
“有一次，下大雪，车出了故障，治国部长裹着军大衣徒步进村，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部长几次开口说话都被风噎住了，他嘴唇发紫，眉毛眼镜上都是霜，但双手却跟村干部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苏延虎说。
亲历了基层干部腿跑断、嘴磨破，却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实情，回来后，朱治国连日加班，牵头写报告、拟方案，经部里上报，再到省财政厅、发改委等部门沟通，仅仅两个多月，青海省村干部报酬调整方案出炉并实施。
这项工作也获得中组部肯定，青海的基层干部报酬在西北五省区名列前茅。
适逢全省村“两委”换届，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带头人，有力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参与这项工作的年轻干部王克栋说，“不少村干部找来说感谢的话，朱部长难得一笑，说该感谢组织，还说看你们得实惠，比我自己涨工资还高兴”。
担当：思路清晰敢拍板，让人踏实
“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总说要请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没机会了。”说起去世的朱治国，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宁市城北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几年时间带着村民完成老村拆迁、发展蔬菜种植和多种经营的陈俊良，自认有几根硬骨头，却在几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的艰难时刻。
朱治国（左一）慰问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镇青年路社区干部（2022年1月摄）。新华社发
2017年，村集体决定成立企业，贷款建设乡村旅游小镇，到2018年，已投资6000万元的项目却陷入“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的争议，停滞不前。
村“两委”几番沟通无果，股东丧失信心，村集体经济眼看就要被拖垮，陈俊良也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动了辞职做生意还债的心思。
“听了治国部长的话，我的心才踏实了。”陈俊良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话，“听完情况，他边研究相关政策边跟我讨论，反复确认项目手续齐全、施工合规，然后坚定地说‘你走的路是对的’，还教我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
两个礼拜后，审核通过，项目继续推进。拨通朱治国电话，陈俊良再次听到坚定的声音：“书记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带人来学习。”
“这以后，陶北村加强村级阵地建设、创建‘红色物业’、落实‘三乡工程’，该怎么干，我都先听他讲一讲。”陈俊良说，旅游项目投运三年多累计营收约1500万元，解决本村及周边村镇200人就业；争取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资金成立的“红色物业”公司，继续消化剩余劳动力，近两年盈利50万元，还给村民分了红。
“对很多基层干部来说，吃苦是不怕的，怕的是困惑时找不到一个明确答案。”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生龙多年在基层，他懂老陈书记为啥对朱治国这么信任和依赖，“行还是不行、干应该怎么干都能痛快给句话。党支部书记们都认这样有办法、敢拍板的领导干部。”
愿当基石，朱治国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思辨性的报告、系统性的规划，综合性强的文稿，有他兜底，大家都把心放下来；
善当伯乐，朱治国把知人识人的点滴随时记录，他推荐干部，除了现实评价，还会以“如果”开头将优缺点放在岗位需求中做客观长期的考量，每次考察，全组都信服他的意见；
做好操盘手，近几年青海省党内集中教育工作，朱治国都参与谋划把关，经他亲手编发的重头文件多达上百个，编发的简报五百多期，审核修改各部门单位、干部对照检查材料数千份。很多同志说：“不同专班成员轮换，只有‘铁打’的老朱一直在，他在，上下都放心。”
严守：为人干净，做事才能坦荡
朱治国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手中的权力，一尘不染。
2004年底从格尔木市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屈敏还在格尔木的电视台当播音员兼记者。异地两年，他没为妻子调动找过一个人。
姐姐朱治华回忆，屈敏热爱新闻工作却一直没等到省里媒体招考的机会，为了团聚，只能多次参加西宁市、青海省的公务员考试。格尔木到西宁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着大肚子坐车十几个小时去面试，朱治国能做的，只有偶尔请假去车站接送一下。
2006年，屈敏考入西宁市人社局。搬家时，朱治国不愿多请假，不想麻烦别人，还在哺乳期的屈敏整理打包东西、办理离职手续，实在顾不过来，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也在产假中的姐姐照顾。